這次河南特大暴雨洪水災害發生后，人們在關注河南災情，積極施以救援的同時，也不免有人擔心，我們濱州與河南相隔不遠，有沒有可能遭遇類似的暴雨洪水災害呢？

客觀地說，我們濱州所處的黃河三角洲一帶，歷史上多見水、旱、蟲災交替發生。但由于當地的地理和地形特點，成災最嚴重的往往是水災，尤以沿海風暴潮災為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由于我們加強水利建設，在內河河道治理和防洪抗災、引水灌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旱災和蟲災對這一地區形成長久和致命威脅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減弱。

但在防止沿海風暴潮方面，盡管我們也做了大量工作，修筑了防潮堤壩，卻由于大的自然地理環境所限制，遠遠沒有做到有切實的把握從根本上消除成大災的威脅。這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渤海灣西南岸，為地勢低平的平原地帶，沿海潮差較大且入海河口眾多，海動力作用強，海岸線因長期受海潮侵蝕切割，呈異常曲折蜿蜒狀。加之渤海本身平均水深不過18米，可謂底平水淺，每當海上發生強風暴，最容易推動海水涌上陸地，給地形低平的黃河三角洲沿海造成潮災。因此，歷史上黃河三角洲一帶遭遇風暴潮災害的幾率，一直是山東沿海乃至整個渤海灣沿岸最高的。

據地方史志記載，自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580多年中渤海沿岸山東段沿海共有52次潮災記載，其中涉及如今以濱州、東營兩市轄境為主的黃河三角洲中心區域的至少有28次，平均僅20 多年一遇。

僅以濱州為例，在這一時期成災可謂嚴重的風暴潮就至少有以下10次：

1.明嘉靖三十六年農歷七月初八（公元1557年8月2日）暴風引發的潮災；

2.清康熙六年農歷三月三十日（公元1667年4月22日）被記載為“海嘯”的潮災；

3.清康熙七年農歷三月二十九日（公元1668年5月9日）暴風引起的潮災；

4.清康熙十六年農歷二月（公元1677年3月）暴風引起的潮災；

5.清康熙五十三年農歷二月（公元1714年3月）的潮災；

6.清乾隆四十七年農歷八月初五（公元1782年9月11日）暴風引起的潮災；

7.清嘉慶二十三年農歷四月初九（公元1818年5月6日）暴風引起的潮災；

8.清道光二十五年農歷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845年4月6日）記載為“海嘯”的潮災；

9.清咸豐二年農歷六月（公元1852年7月）暴風引起的潮災；

10.民國二十七年農歷七月十七日（公元1938年8月12日）暴風引起的潮災。

以上10次潮災，潮水都涌上海岸達數十公里，潮位最低達4米以上，最高達到6.5米。不僅導致無棣、沾化兩個沿海縣大片農田、房屋被沖毀淹沒，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嚴重損失，而且10次嚴重潮災中，有5次不僅殃及無棣、沾化兩個沿海縣，還波及到幾個相鄰的內陸縣區。其中列舉的第2次，即清康熙六年農歷三月被記載為“海嘯”的潮災，海潮曾波及如今濱城區的東北境，可估算潮位6米左右。第5、7、8、9次潮災，海潮都曾抵達今陽信縣境內，可估算潮位約在5.5米以上。尤其是第8次，即清道光二十五年農歷二月被記載為“海嘯”的潮災，潮水不僅淹及今黃河以北的無棣、沾化、陽信，還溯小清河而上，漫溢至博興縣店子鎮北營一帶，可估算潮位6.5米左右，其成災嚴重程度可想而知。

新中國成立后，黃河三角洲沿海也曾多次遭受風暴潮襲擊，由于加強了防潮堤壩建設和對潮水的觀測預防，尚沒有形成過歷史上那樣重大的災害。但以筆者拙見，由于黃河三角洲的地理位置、基本地形和形成大規模潮災的周邊自然環境未變，加之近年來地球溫室效應增強，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因此，盡管我們已經修筑了防潮堤壩，強化了沿海以及部分河口的防潮工程措施，但這些措施還遠遠沒有達到從根本上消除風暴潮災害的要求。黃河三角洲地區今后遭遇特大風暴潮侵襲甚至造成嚴重危害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正視這種威脅。

筆者上世紀80年代做地方史志工作時，曾與一位資深氣象專家探討過濱州沿海風暴潮的成因：1、渤海上持續刮起強勁的（7級以上）東北風；2、恰逢天文大潮；3、有臺風沿我國東部沿海北上，把大洋里的海水趕入渤海灣，在導致海平面升高的同時，風向轉為東北，且風力保持在7級以上；4、受臺風影響，造成濱州西、北內陸地區持續暴雨，大量客水匯入從黃河三角洲入海的各條河流向河口傾泄，在河口段遭遇強勁的海潮頂托……這些因素每疊加一項，都會加重沿海風暴潮災害的強度和危害難。

我們在統籌謀劃濱州經濟社會發展及黃河三角洲開發宏偉藍圖的同時，應借鑒河南這次特大暴雨洪水的教訓，進一步科學地分析當地的自然地理特點，注重作好相應的規劃，夯實這一地區的抗災減災基礎。

（作者為本報原高級編輯）

[責任編輯：楊凡、張煥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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